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將指導地方有序開展共有產權保障房的探索。

　　“共有產權房”，是一個以前未曾出現過的新概念，它是地方政府讓渡部分土地出讓收益，有的還給予適當財政補助、稅費減免，以降低住房的建設成本，然后以低于市場價格配售給符合條件的購房家庭，配售時在合同中明確共有雙方的產權份額及將來上市交易的條件和增值所得的分配比例。從這個內容來看，它與各地近幾年推出的經濟適用房并無本質的區別，與北京市今年推出的自住型商品房也沒有什么兩樣。

　　在本輪房地產調控當中，經濟適用房曾經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選項得到推廣，但它的實踐效果并不好。這主要在于，當政府向開發商和購房者讓利的時候，究竟需要讓出多少利，這完全是由政府一方說了算，價格不是市場化的結果，而政府讓利以后又要分享經適房的產權。這是一種缺乏充分市場博弈的定價機制，當政府擁有了經適房的定價權以后，它必然會產生非市場化之下的利益空間，特別是在政府擁有了分配經適房的權力以后，實際上就產生了這部分利益由誰來染取的問題。因此，一些省區已經不再從事經適房建設。

　　那么，在經適房停下以后，以共有產權房的名義推出的住房，又能與經適房有多少區別呢?在此之前，為了遏制近期出現的新一輪房價上漲勢頭，北京市推出了自住型商品房，雖然時間不長，但已經出現了類似經適房的問題，一些與權力有“姻親關系”的人員得到了購房資格，而真正的住房困難者卻很難得到購房資格。共有產權房如果推開，應以之為鑒。

　　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對于民眾的住房保障，應該負的是一種兜底責任，讓每一個民眾都能住有所居。但是，住有所居并不是要求每一個民眾都必須擁有產權房，政府能夠提供的只能是公租房，而超出這個范圍的住房需求，則應該交給市場。

　　長期以來形成的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上的利益攫取已經使房地產領域的結構出現了扭曲，政府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在房地產市場中應該占有利益，然后在此基礎上讓出一部分利益，以此來體現其對民眾住房的保障功能。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理念，所以房價才會上漲得如此兇猛，也所以房地產調控才會歷經多年卻難以見效。

　　由此可見，一些地方政府職能的扭曲已經影響了民眾住有所居的正當需求，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鑰匙，還是在于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切實推進政府職能改革，政府不應該成為與民爭利的“經濟人”，這個退出的范圍，當然也包括房地產市場。